如果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大口径宏观税负就变为约31.4%。

强国是指要解决收入分配必须发展国有经济，事实证明，它会导致更大的两极分化。中国经济时报：那么，您认为当前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周天勇：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第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和其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

当然，还要建设和完善各类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制度。三是要改革税制，对投资、创业和经营企业，要轻税。所以，一个社会要公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制度。小微企业要占到整个企业规模结构的95％，中小企业、中小型企业或者小型与小微企业要占到97％。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不如在这两项制度上花更大的精力，会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事半功倍的长久效果。

各种政策氛围，主要是鼓励人们创业，工商、税费、审批、信贷、政府监管，以服务为主。第三个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是体制性原因。十三亿中国公民可以以股东身份参与对国民权益基金公司、对国企的监督与监管。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把注意力往别的地方放，不在一个没有办法改变太多的事情上让自己自讨没趣，让自己痛苦。（稿件经陈志武教授审阅修订）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中国早就应该终结审批制搜狐财经：今年全国两会的时候，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建议逐步改变公司上市的审批制，改为注册制。

这个问题不只是发改委的，其他部委也如此。第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得到的好处实在太多了，他们就当然阻挡土地私有化。

这些制度让谁都想往北京挤，所以，北京房价是会超常地高，会合理地更高。搜狐财经：如果能继续推进土地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应该会很大。那您认为发改委对经济管制都表现在哪些方面？最大的危害有哪些？陈志武：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包括项目审批、项目监督管制、产业政策、价格管制等等，都是发改委影响中国经济的方式，也是他们造成资源配置错位、低效的具体手段。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进行的土地集体化，一直到57、58年完成的人民公社制度，把中国的土地全部集体化、国有化了。

这样一来，接下几个月后猪肉供给大大增加，导致价格猛跌。这些作为解救危机的手段，跟中国还是强调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安排完全不是一回事。以往审批制什么都管，反而让广大股民们和机构投资者没有自己去做调查和研究的激励，受损失后当然也把责任推到证监会。都是因为国有企业给政府带来了太多损失，使财政赤字越来越高，高到没办法实施的地步才卖国企私有化。

农村土地制度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也导致了整个经济民间消费增长乏力。而实际上，它应该和法院、人大形成互动，由人大来制定法律的。

另外，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人认为，连美国、欧洲国家也由政府收购有问题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的改革呢？这里有很大误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也说中国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的改革。

权和责都没有相对应，最后不仅这些机构失控地膨胀，而且权力往不该去的方向扩张。与此同时，媒体是不是能独立监督，是否能享受到足够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也非常重要的。搜狐财经：过去几年到重庆投资的国企是不是很多？陈志武：是。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征税权失控，使国民收入转移到政府口袋里的比重每年都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财政危机、金融危机会因为政治改革、国企改革的迟到而升得很快。除此之外，也要从根本上对行政部门的征税权进行制约，没有政治改革这个大前提，很难做到。

最近新上任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说证监会必须当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者。因为人不管怎么样，都很现实，也必须做一些心理和预期方面的调整。

搜狐财经：发改委全称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是它好像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反而在起一种阻碍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发审委应该看到其中的问题，但是发审委照样批准人民网上市。

但是从实际的政策看，好象并没有什么变动，您认为分发国有资产的阻力在什么地方？陈志武：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者，包括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以及官员，再加上很多左派愤青。以前我们都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取消私有制。

这个思路为什么不适合于农民？历史上，那么多农民祖辈离开农业和农村，进入城市，他们也没有这种担忧。土地不能私有买卖租佃，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没有能力种田的人也拥有土地，而有能力种田的人也没有办法去扩大生产。但是很快的，通过损失他们会被教训的慢慢习惯，慢慢知道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不是指望证监会帮他们这么多年下来，只要政治改革没有进行、宪政制度建设没有真正进展，大家抱怨再多也不可能对现状有太多的改变。

这样做也可以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解决所谓战略行业的安全问题，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工行、建行、中移动这些大公司的股权都在全国国民权益基金里，它们基本不用因为民有化改革而被拆分。在审批制下，中国的上市公司质量、可信度变好了吗？没有。

既然这样，还不如都放开，强调注册，保证各个公司的信息是准确的，不能有虚假陈述，不能漏掉一些重大事项的公告。第二方面，政治改革之所以很重要，也是涉及到中国今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会高还是低的问题。

如果太多国企都这样做，就造成了中国的银行以后的呆坏帐，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全国财政挑战会越来越大。以前我们都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取消私有制。

按照现代公司治理规则，对新改过来的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的方方面面进行治理。不管是进入北大、清华、其他一流大学的机会，还是其它方方面面的社会福利，全中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大多数都在北京，学界也是北京最好。试想想：很多国有企业很有钱，它们的资金会怎么用呢？它们会在乎效益吗？不会的，因为做好了对管理层个人收入没有影响。搜狐财经：按照总理所说的要回到合理价位还差很远。

纽约并没有这样，在美国社会里，纽约并没有享受北京那么多方方面面的优惠、垄断地位。在您看来，这些年来这种状况有什么改进吗？陈志武：没有改进，实际上可能还有些恶化。

政府什么都管之后，社会就容易变懒，出了问题当然也会怪政府。因此，发改委尽管是叫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实际没有推动改革，也就不奇怪。

但是，退一步讲，即使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不可以转让、不可以买卖，亦即公民只有享受分红、享受股权增值好处的权利以及行使监督问责权利，那也比目前的状况好很多，尽管那不是最理想的状态。既得利益者阻碍国企产权改革搜狐财经：您关于分发国有资产的建议获得了广泛关注和支持，包括张维迎、许小年等经济学者也在不同场合表态支持。